夏日的阳光把老院子的青石板晒得暖烘烘，桃树上的果子沉甸甸地坠着，绒毛被风拂得微微颤，一九七九年的蜜桃熟了，粉扑扑的皮一碰就裂，甜汁顺着指缝流，沾在嘴角，像那年夏天奶奶递来的井水，凉丝丝，甜丝丝，巷口的老槐树下，孩子们围着竹筐抢着吃，笑声混着桃香飘得很远，后来才知道，那年的甜，是时光酿的蜜，藏在每一口清脆里，多年后想起，依然能尝到那年夏天的纯粹与暖。
夏末的风里,总飘着一股甜，不是现在超市里包装好的蜜桃那种齁甜，带着点化肥催熟的生涩，而是混着泥土腥、阳光暖、汗味咸的甜，像陈年的老酒，只在记忆的坛子里封着，一掀开盖子，就能让人醉回一九七九年。
那年我七岁,正上小学一年级，村里的桃林在村东头，是生产队的宝贝，几百棵桃树沿着田埂排开，一到夏天，绿叶里就藏满了毛茸茸的青桃子，我们这些小屁孩总爱放学后溜过去，踮着脚尖瞅，盼着它们早点变红，大人们见了就挥着锄头赶：“去去去，桃子还没熟呢，偷吃一个，扣你家工分！”我们吐着舌头跑开，心里却惦记得紧——队长说了，等桃子熟了，每家能分二十斤，还能拿到供销社换钱呢。
七月末的一天早上,我还在炕上赖着，听见院子里母亲喊：“快起来！桃子熟了！”我一个鲤鱼打挺爬起来，扒着窗棂往外看：父亲正扛着竹梯往桃林走，母亲挎着个竹篮跟在后面，篮子里装着剪刀和几片旧布，阳光刚爬上桃树梢，那些原本青涩的桃子，已经泛起一层红晕，像小姑娘的脸蛋，毛茸茸的表皮上还挂着露珠，看着就让人流口水。
“慢点爬，梯子踩稳了！”母亲在梯子下仰着头喊，父亲是队里有名的“果树把式”，他摘桃子不用手，用剪刀——左手托住桃子，右手咔嚓一剪，桃子就落进布袋里，连块皮都不掉。“得挑‘阴阳脸’的，”父亲边摘边教我，“一面红一面青的才甜，全红了就发软了，放不住。”我蹲在树下，捡起父亲剪下来的小桃子（他说那是“次品”，不能卖，自家吃），用衣角擦擦毛，咬一口，汁水顺着嘴角流，甜得直眯眼，比后来吃过的任何蜜桃都香。
那天下午,生产队的打谷场上热闹得像过年，男人们把桃子倒进竹筐，女人们蹲在地上分拣，红的放一堆，青的放一堆，孩子们围着竹筐跑，伸手就去抓红桃子，被母亲笑着拍一下手：“别糟蹋了！”队长拿着记账本，挨家挨户喊：“老王家，分二十斤！老李家，二十斤！”轮到我家时，父亲接过沉甸甸的竹篮，称了称，不多不少，二十斤，母亲笑着对队长说：“今年桃子长得好，多亏您让老王多上点肥。”队长咧开嘴笑：“政策好了，咱庄稼人有盼头，种啥都有劲！”
那二十斤桃子,我们家没舍得全吃，母亲挑出最大最红的，用旧报纸包好，放在柜子最上层，说：“留着给亲戚尝尝。”剩下的，母亲切成片，晒在房顶的席子上，做成了桃干，我每天爬上房顶，看着桃干在太阳下慢慢卷起边，散发出更浓的甜香，心里算着日子：等桃干晒好了，就能给在外地读大学的二叔寄去一包了——二叔来信说，城里的桃子又贵又不好吃，不如家里的甜。
那年秋天,我们家用卖桃子的钱，买了一台“红灯牌”收音机，每天晚上，全家人围坐在院子里，听收音机里的新闻，父亲总说：“一九七九年，真是好年头啊！以前桃子烂在地里卖不出去，现在能换钱，还能换回收音机！”收音机里传来播音员的声音：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，全国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……”我似懂非懂，只觉得，那收音机里的音乐，和桃子的甜一样，让人心里暖洋洋的。
后来,村里的桃林包给了个人，桃树品种换了，又大又甜，能卖到城里去，但我总觉得，再也吃不到一九七九年那种桃子了——不是桃子不好了，而是那年头的桃子里，裹着泥土的香、汗水的咸、政策的暖，还有七岁孩子眼里的光，是任何甜味剂都调不出来的味道。
前几天,我回老家，又路过村东头的桃林，正值夏末，桃子挂满枝头，红得像霞，一个孩子踮着脚尖摘桃子，母亲在树下笑着喊：“慢点，别摔着！”恍惚间，我仿佛看到了七岁的自己，看到父亲爬梯子的背影，看到母亲分桃子的笑脸，看到一九七九年的风，吹过桃林，吹过打谷场，吹过每个人的心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