艳母，是烟火人间里悄然绽放的花，亦是温柔照亮生活的光，她们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中，以坚韧为根，以温柔为蕊，将平凡的日子酿成诗意的芬芳；用灶台的烟火、掌心的温度，驱散生活的寒凉，让寻常巷陌泛着暖意，不事张扬，却以最朴素的姿态，成为人间最动人的风景——既有花的坚韧与美好，亦有光的温暖与力量，在烟火气里，书写着生命的诗意与明亮。
晨光刚漫过窗台时，我总能看见她站在阳台浇花，枣红色的毛衣袖子卷到小臂，露出手腕上一串旧银镯子，随着动作轻晃，碰得玻璃盆沿叮咚响，她手里捏着细嘴喷壶，水流化作细雾，落在绣球花上，滚圆的花瓣便颤巍巍地抖着露珠——那花是她去年从菜市场花摊淘来的，当时蔫头耷脑，如今却爆出满枝粉紫,像一团烧得正旺的烟火。
她总爱穿颜色鲜亮的衣裳，邻家的张婶背地里嘀咕：“老太太了，还穿得跟朵花似的。”她听见也只是笑，摸摸衣襟上绣的牡丹花：“花是给人看的，日子也是，活得没声没气，跟死了有啥区别？”她的衣柜里挂满了玫红、鹅黄、湖蓝的衫子，每一件都洗得发白却熨帖平整，领口永远别着一朵新鲜的小花——有时是月季，有时是茉莉，是从楼下花园里摘的，说“戴着比啥首饰都精神”。
我小时候，她就是家里最“艳”的存在，那时家里穷，父亲在外打工，她一个人带着我，在镇上的集市摆摊卖咸菜，清晨五点她就起床，把腌好的萝卜切成薄片，用红辣椒和花椒拌匀，红白相间地码在竹篮里，摊子支起来，她便坐在小马扎上，穿一件洗得褪色的蓝布衫，可脸上总抹着点胭脂，是隔壁卖化妆品的阿姨送的样品，她笑着说：“抹上脸，看着就有力气吆喝。”她的吆喝声清亮，穿过集市的人声，像根红线，总能让我在人群中一眼找到她，那时我嫌她“招摇”，她却把我搂在怀里，指着摊前热气腾腾的咸菜说：“你看，这红白相间的，多好看？日子就得这么拌着才香。”
后来我上了大学，去了大城市，她送我到车站，穿一件新买的紫红色外套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别着我小时候给她买的塑料发卡——上面嵌着颗假宝石，在阳光下闪得俗气，她往我包里塞了罐她自己腌的辣酱，说：“到了城里，吃饭没胃口，就挖一勺拌面，下饭。”火车开时，我看见她站在月台上，挥着手，紫红色的外套像一团跳动的火，在灰扑扑的人群里格外显眼，那一刻，我突然懂了，她的“艳”，从来不是为了别人的眼光，而是为了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，为了让我无论走多远,都能记得家里有一束温暖的光。
再后来我结婚生子，她跟着我进城，小区里的老太太们都穿素色衣服，说她“穿得太跳”，她不以为意，每天雷打不动去楼下花园“遛弯”，回来时手里总攥着一把野花——雏菊、蒲公英、二月兰，把它们插进空酒瓶，摆在客厅茶几上，她笑着说：“这些花不要钱，可看着心里敞亮。”有次我发烧，躺在床上昏昏沉沉，她端来一碗粥，是小米粥里加了红枣和枸杞，红黄相间，热气腾腾，她坐在床边，用勺子一点点吹凉，喂给我吃，说：“喝点热的，出出汗就好了。”她的手指上有薄茧，带着淡淡的肥皂香，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，她的“艳”，早已从衣裳、从花朵，渗进了骨子里，变成了对生活的热爱,对家人的疼惜。
前些日子，她整理旧物，翻出一件我小时候穿的棉袄，大红的底子上绣着黄色的鸭子，针脚歪歪扭扭，是她连夜赶出来的，她说：“那年冬天特别冷，你爸寄回来的钱不够买新棉袄，我就把你旧棉袄拆了，染了颜色，又绣上鸭子，你穿上，跟个小太阳似的，走到哪儿都有人夸。”她摸着棉袄上的鸭子，眼角有了细纹，可眼睛里的光,还是像年轻时那样亮。
如今我明白了，“艳母”的“艳”，从来不是张扬，而是对生活的热忱，对家人的深情，她像一株开在烟火人间里的花，不名贵，却努力绽放，把平凡的日子染成明亮的颜色，她的衣裳会旧，花朵会谢，可她眼里的光，心里的暖，会一直都在，像一束永不熄灭的光,照亮我们前行的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