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生命长廊里，我是那个提灯的人，无影灯下，我是与死神博弈的战士；病床前，我是握住患者颤抖双手的暖友，深夜的走廊里，这盏灯照过焦虑的家属，也映过绝望的泪眼，更亮过康复后笑靥如花的脸庞，灯里的光，是医者的仁心，是生命的微光，我提着它走过无数个长夜，只为让每个生命都能被温柔照亮，让每段旅程都有温暖相伴。
凌晨两点半,急诊室的灯光比任何时候都亮，我摘下口罩，口罩带子在耳后勒出两道深红的印子，像两道小小的伤口，刚送走一个心梗的老人，家属的哭声还卡在走廊的空气里，混着消毒水的味道，沉甸甸地压在胸口，我走到更衣室，从包里摸出镜子——镜子里的人脸色蜡黄，眼底有没褪尽的青黑，眼角的细纹好像又深了一点。
很多人问我：“女医生是不是更细心？”我总是笑笑，其实医生这个职业，不分男女，只有“更拼”和“拼到极致”的区别，选择学医，是因为小时候奶奶生病，看着医生们用听诊器听她的心跳，用输液管延长她的生命，觉得那些穿白大褂的人像神，后来才知道，神也会累，也会怕。
我刚当住院医师时,跟着带教老师值夜班，那天凌晨，一个 pregnant 的孕妇被送来，大出血，胎心掉到60，我们冲进产房，血腥味混着汗水，所有人的手都在抖，我握着吸引器，看着胎儿的头一点点出来，又看着胎盘剥离时涌出的血，像开了闸的水，老师喊“加快输血”，我手抖得几乎拿不住针筒，直到助产士突然说“胎心恢复了”，我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才发现后背的手术衣已经湿透了，后来产妇抱着孩子来复查，孩子眼睛亮晶晶的，像两颗星星，她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医生，谢谢你救了我们俩。”那一刻，我觉得所有的熬夜、所有的害怕，都值了。
但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,去年冬天，一个肺癌晚期的老爷子住进我们科，他已经不能说话，只能靠呼吸机维持，每天查房，我都会握握他的手，他的手很凉，皮肤像枯树皮，有一天，他突然睁眼，看着我，嘴唇动了动，我凑过去，听见他用微弱的声音说：“我想回家。”我蹲下来，跟他说：“大爷，您再坚持几天，等天暖和了就回家。”他摇摇头，眼里有光，也有泪，那天下午，他走了，家属来办手续时，他女儿抱着我说：“医生，谢谢你，我爸走的时候很安详。”我站在走廊里，看着窗外的雪，第一次觉得，医学有时候不是“救命”，而是“送别”。
有人说,女医生太“硬”了，面对生死能面不改色，其实谁会不怕呢？怕患者突然停止呼吸，怕家属的质问，怕自己哪一步做错了，但我们学会把害怕藏起来，就像把针线藏进白大褂的口袋——因为我们知道，身后是患者的信任，面前是生命的重量。
前几天,我值完24小时班，回家给女儿做早餐，女儿抱着我的腿说：“妈妈，你的手好凉。”我摸摸她的头，说：“妈妈今天救了一个人。”她仰起脸，眼睛亮晶晶的：“妈妈，你像超人。”我笑了，眼泪却掉下来，我不是超人，我只是个普通的医生，一个会在急诊室累到站不稳，会在患者面前强装坚强，会在孩子面前假装无所不能的妈妈。
但每当穿上白大褂,站在无影灯下，拿着手术刀，我就知道，我手里的不是刀，是生命的火种，我是那个在生命长廊里提灯的人，灯会亮，因为我心里有光——对生命的敬畏，对患者的爱，对医学的信仰。
天亮了,急诊室的门又开了，我整理好白大褂，走进去，新的故事，开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