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宅的阁楼像被时光遗忘的匣子,积了厚厚的灰，阳光从气窗斜切进来，在浮尘里照出一条金色的路，我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梯上去，第一眼就看见了那张红床，它斜靠在墙角，红漆早已斑驳，露出底下暗沉的木色，雕花的床栏模糊了轮廓，像被岁月啃剩的骨头，床幔是褪色的红绸，碎成了缕缕，风一吹，就飘荡起来，像谁家小姐遗落的裙裾。
这张床,是村里老人嘴里的“小姐红床”，他们说，民国那会儿，这宅子是镇上最大的绸缎庄，主人有个独生女，唤作婉娘，婉娘是喝着洋墨水回来的，穿月白旗袍，梳齐耳短发，手里总攥着本书，眼睛亮得像浸在水里的黑葡萄，她不爱去前厅陪客，总爱在卧房里这张红床上看书——那是她及笄那年，父亲特意从苏州定制的，床栏上雕着并蒂莲，床沿描着缠枝菊，红得像一团火，烧得整个卧房都暖洋洋的。
老人们说,婉娘出嫁那天的热闹，镇上几十年都没见过，她穿着绣着百鸟朝凤的红嫁衣，头上戴着点翠凤冠，一步一步踩着红毡子，走到这张红床前，新郎是邻县的富商之子，文质彬彬，递上茶时，指尖都在抖，婉娘接过茶，眼波一转，像春风拂过湖面，红盖头下的嘴角悄悄翘了起来，那天晚上，宾客散去，红床的帐子放下来，烛影在红绸幔子上晃，像一池揉碎的胭脂，村里人都说，这红床啊，是沾了喜气的，往后婉娘的日子，定能过得比这红绸还红火。
可日子哪有那么顺遂？婉娘出嫁第三年，绸缎庄遭了火灾，一夜之间成了废墟，父亲急火攻心，没多久就去了，婉娘回了趟娘家，穿着素衣，跪在红床前哭了一下午，眼泪把红床的边缘都洇湿了，她走时，只带走了母亲留下的玉镯，没再碰这张床，后来富商家生意败落，丈夫病逝，婉娘孤身一人，回了老宅，她还是住在那间卧房，还是睡那张红床，只是不再穿旗袍，总是一身灰布衣裳，头发挽成髻，用一根旧木簪别着。
我蹲下身,摸了摸红床的雕花，指尖触到一处凹陷，像是谁用指甲抠的，凑近了看，刻着几个小小的字：“阿林，等我。”字迹很浅，几乎要被岁月磨平，老人们说，婉娘年轻时有个青梅竹马的恋人，是镇上教书先生的小儿子，叫阿林，两人常在后院的桃树下说话，婉娘绣荷包，阿林念诗，荷包上绣的是并蒂莲，和阿林送她的那支银簪子，样式一模一样，后来阿林去省城读书，临走前说，等他回来，就提着媒人来提亲，可婉娘出嫁前，阿林的信就断了——有人说他在省城参加了革命，有人说他病死了，没人知道确切的消息，婉娘出嫁那天，她母亲在红床下藏了一个小木盒，里面是阿林写给她的信，婉娘知道，却没敢找。
再后来,婉娘老了，她每天早上起来，会把红床的床幔理好，用湿布擦去雕花上的灰，然后在床边坐一上午，晒太阳，她很少说话，偶尔会对着红床笑一笑，像在和什么人说话，村里人给她送吃的，她总说：“放着吧，我待会儿再吃。”可待会儿再送来，东西原封不动地放在桌上，人已经倒在红床上了，她是睡在这张红床上走的，手里攥着那支银簪子，脸上带着浅浅的笑，像是做了一个很长很美的梦。
阁楼的风突然大了些,把床幔吹得哗啦响，我站起来，看见红床的床头，还挂着一半褪色的红肚兜，上面绣着小小的莲花，针脚细密，像婉娘年轻时的手，老人们说，婉娘生下来时，她母亲亲手绣了这个肚兜，挂在红床上，盼着她一生平安，可她这一生，却像这红床上的红漆，鲜艳过，也斑驳过，最后只剩下一点淡淡的痕迹。
我走下阁楼,回头望了一眼，那张红床在昏暗的光里，像一团沉寂的火，烧过了婉娘的一生，也烧进了老宅的记忆里，或许，有些东西会老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