童年记忆里的“人妖”，总在巷口的光影里晃，像一团模糊的影子，第一次见她（他）时，鲜艳的衣裳和沙哑的笑声吓得我攥紧妈妈的衣角，躲进身后不敢看，后来却有次放学，她（他）蹲在卖糖画的摊前，剥了颗橘子塞给我，橘子的甜混着阳光的味道，竟盖过了初见的惊惶，那惊与暖揉在一起，成了记忆里最柔软的褶皱，至今想起，还能闻到雨后巷口的青石板香，和那团影子背后，藏不住的人间烟火气。
我的童年泡在南方小镇的梅雨季里，青石板路永远湿漉漉的，老榕树的气根垂下来，像老人缠绵的胡须，缠着巷口卖麦芽糖的阿婆，也缠着我们这些追着蜻蜓跑的小孩，而“人妖”这个词，就是在这片潮湿的空气里，像颗半融化的水果糖，裹着甜味和怪异的气味,滚进了我的耳朵。
大人们从不让我们靠近村西头的老戏台，他们说，那里住着“人妖”，小孩不懂“人妖”是什么，只听说“晚上会出来勾魂”“穿着女人的衣服，声音像破锣”，吓得我们连白天路过都要攥紧衣角，飞快地跑过去,生怕从戏台的黑影里伸出一只带胭脂味的手。
戏台是旧时代的遗物，红漆剥落，露出里面灰扑扑的木纹，门口总摆着个歪歪扭扭的香炉，积着厚厚的香灰，偶尔会插上几支燃到一半的香，青烟袅袅，混着霉味和不知名香料的气味，让人心里发毛，我们隔着巷口的老槐树偷看过，只见里面有个瘦高的影子，总是在擦镜子——那面掉了一角的大圆镜，反射着天光,晃得人眼晕。
真正见到“人妖”，是夏天的傍晚，那天我和几个小伙伴在巷口玩“跳房子”，忽然听见戏台方向传来“吱呀”一声，像旧木门被推开，我们吓得蹲下，只探出半个脑袋，看见一个身影从戏台里挪出来，那人身形很高，却很瘦，穿件洗得发白的红裙子，裙摆扫过地面，发出“沙沙”的响，头发很长，用根褪色的红头绳扎着，被晚风吹得飘起来,像团乱糟糟的云。
她慢慢走到香炉边，蹲下来，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，小心翼翼地把里面的香灰倒进香炉，又从口袋里摸出几支香，用打火机点上，火光映着她的脸，我们这才看清——她的脸很白，像刷了层石灰，眉毛画得很细，嘴唇却涂得鲜红，像刚吃了颗没熟的山楂，最吓人的是她的手，手指很长，指甲却很短，指关节粗得像老树枝，不像女人的手,倒像被雨水泡胀的树根。
“谁在那里？”她忽然开口，声音沙哑，像砂纸擦木头，我们吓得“哇”一声叫起来，撒腿就跑，我跑得最快，却听见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越来越近，我闭着眼等“勾魂”,却感觉有人轻轻拉住了我的衣角。
我回头，看见她站在我面前，比我高出一个头，红裙子在晚风里晃，她低头看着我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只有眼睛里的光，像戏台镜子反射的碎玻璃，有点亮，又有点慌，她手里攥着颗水果糖，糖纸被汗水浸湿了，黏糊糊的。“别怕，”她说，声音还是哑的，“糖给你。”
我愣住，小伙伴们都躲在墙角，探着脑袋看，我盯着那颗糖，又看看她的脸——她脸上那层“石灰”好像有点裂开，露出里面暗黄的皮肤，眼角有细纹，像老榕树的根，她见我不接，就把糖塞到我手里，转身往戏台走，红裙子的背影被夕阳拉得很长，有点晃,像随时会倒下的竹竿。
那天晚上，我偷偷把糖含在嘴里，甜味混着一股怪异的香，说不清是舒服还是难受，大人们知道我们见了“人妖”，把我们骂了一顿，说“被她碰过的东西都要扔掉”，我攥着那颗没吃完的糖，藏在枕头底下,没敢说。
后来我们还是怕她，却忍不住偷偷去看，有时会看见她在戏台里对着镜子梳头，梳子卡在头发里，她就用力扯，扯得几根头发掉下来，捡起来，小心地叠好，有时会看见她在门口晒衣服，红裙子、花衬衫、蓝裤子，晾成一排，风一吹，像飘着五颜六色的旗子，我们问她“你为什么穿女人的衣服”，她只是笑，露出黄黄的牙齿：“喜欢，就穿。”
再后来，我上小学，搬出了老巷，听邻居说，她走了，戏台彻底空了，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，只留下那面圆镜，蒙了层灰,再也没人擦过。
很多年后，我长大成人，走过城市的霓虹灯，见过形形色色的人，想起童年里的“人妖”，忽然明白，她大概只是个孤独的人，喜欢穿红裙子，喜欢照镜子，喜欢把香灰倒进香炉，她不是怪物，只是和我们不一样，而童年里那些关于“勾魂”的传言，不过是大人对“不一样”的恐惧，像一层厚厚的糖纸，裹住了真实的她,也裹住了我们纯真的眼睛。
现在偶尔做梦，我会梦见那个穿红裙子的身影，站在老戏台前，对着镜子梳头，风吹过，她的长发飘起来，像一团温柔的云，而我手里，还攥着那颗黏糊糊的水果糖，甜味混着梅雨季的潮湿，在记忆里,酿成了一场模糊的惊与暖。